构筑数字经济治理的中国优势，数字经济制度建设需要把全球共识与中国特色结合起来

数字经济发展事关国家发展大局，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疆域。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培肥数字经济的制度土壤，已成为数字时代彰显中国之治的重大课题。新出版的《新治理—数字经济的制度建设与未来发展》（下称《新治理》）一书，既总结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又采撷了中国数字经济治理的思想火花，前瞻性地提出了建构数字经济治理的主要思路与基本框架，也充分论证了未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优势，特别是为未来数字经济制度建设提供了标尺。

数字经济制度建设需要把全球共识与中国特色结合起来。数字经济发展正推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共识。正如《新治理》的梳理，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在数字经济规划制度、创新制度、开放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与发达国家处于同步起跑、局部领先的态势，得益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经验。我国推动数字经济优治善治、构建数字经济制度体系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将对新一轮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框架。

数字经济制度建设需要把独立自主与开放发展结合起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未来数字经济制度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一方面，数字经济制度建设要着眼于国内大循环强化“独立自主”导向，数字经济制度创新要把服务于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放在突出位置。正如《新治理》系统提出了推动核心前沿技术研发、完善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重视人才资源开发、加快教育改革等制度建设方案。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制度建设要着眼于国际大循环，强化“开放发展”导向，进一步彰显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制度创新的中国贡献。正如《新治理》系统论证了鼓励企业参与国际分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等具体方案。

数字经济制度建设需要把理论创新与技术创新结合起来。任何制度创新都离不开理论滋养与思想引领。《新治理》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随着数字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生产要素、生产工具、生产对象、产权关系与收益分配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决定了数字经济制度体系变革的思想起源。同时技术创新对制度变迁具有重要作用，甚至起到决定作用，当前我国超大规模的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场景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制度体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为数字经济制度体系建设提供可复制推广的实践模式、试错空间和校准场所。